2011年05月01日 星期日
朗读
田家园私人藏书楼
胡云琪 周丽萍
晚清著名藏书家丁申在其《武林藏书录》自序中言：“武林为浙中首郡，天子行都，声名文物，甲于环宇。士多好学，家尚蓄书，流风遗韵，扇远留芬。”吴晗先生著有《两浙藏书史略》，所收清末以前历代的399位藏书家中，杭州就有105人。可见，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藏书文化是其重要的内涵之一。早在魏晋时期，钱唐范平祖孙和褚陶即以藏书名闻于世，及至两宋，杭州藏书趋盛，至清呈现鼎盛局面，藏书名家辈出。尤其是“八千卷楼”，时为全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其主人就是居住在田家园的丁申与丁丙两兄弟。丁家的藏书始于祖父丁国典，自绍兴福岩迁来杭州梅东里后，藏书已有八千卷，有言在先：“吾聚书多矣，必有能读书者为吾子孙。”祖父在梅东里筑楼以藏，将藏书楼以“八千卷”名之，还请了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为藏书楼题额曰：“八千卷楼”。梅东里是个好地方，临中河，水清如镜，环其屋有梅数十株，方春始阳，群葩齐放，祖父读书其下，芬芳袭人，诗兴油然而生，吟哦竟日，恍置身于竹径茶坞间，若世外桃源，惬意如神仙。后丁氏兄弟之父丁英举家迁至田家园保宁巷。父亦喜藏书，往返南北，“遇秘籍，辄以归，架渐富。”藏书已达数万卷。丁氏兄弟出身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从小在书堆里长大，自幼熏陶，从中汲取营养，这对丁氏兄弟的成长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他们毕生爱书，藏书，著书，成就超越祖、父辈，藏书最多时达二十万卷之巨。1887年，丁申因病去世，年届58。弟丁丙为实现其兄之遗愿，第二年即1888年，在田家园建了三座藏书楼，名曰“八千卷楼”、“后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丁丙在《八千卷楼自记》一文中告诫子、侄：“吾祖吾父之志，吾兄未竟之事，吾勉成之，小子识之。”丁申之子丁立诚、丁丙之子丁立中均为杭城知名藏书家。
丁氏兄弟毕生搜集书籍，为收藏书籍而耗费了他们大量的心血和财力。但他们将搜罗的书籍并非深藏楼阁，秘不示人，孤芳自赏，而是充分发挥藏书的功用。一方面，为他们自己的著述、辑录、出版、研究、考证等带来方便，同时乐于将自家藏书用于杭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如：当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遭太平军战火损毁散失严重，残缺不全。于是，丁氏兄弟毫不犹豫地拿出家藏珍本并组织人员在杭州东城讲舍补抄，同时又先后向宁波、南海、湖州等著名藏书家征求藏书作为补抄本，共抄补残缺891种，全书抄录2174种。这样，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这一中华文化瑰宝基本上恢复了原貌，丁氏兄弟功不可没。文澜阁重建后，丁氏又捐出家藏的《全唐文》一部二百六十册，送到文澜阁珍藏。又，杭州府学尊经阁藏书也因兵燹散失殆尽，丁氏又把自己藏书中有副本的都贡献出来，送给府学尊经阁，可谓功德无量。
1899年丁丙病逝后，丁氏后人由于经营不善，亏本倒闭，不得不以家产抵之，其中包括八千卷楼藏书。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忧丁氏藏书遭散佚，以官银七万五千两收购，藏入江南图书馆（后为南京图书馆），为后世保存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丁丙建造的三座藏书楼，历经风雨沧桑，至今尚存的惟有小八千卷楼了。小八千卷楼曾是丁申之孙丁仁（辅之）的书斋——“鹤庐”。1947年，此楼成为我院首任院长王季午先生的办公之所，2007年经修缮后辟为院史陈列馆。
民国时期，田家园又出现了一座藏书楼，名曰“九峰旧庐”，位于田家园5号，楼主王绶珊。此人乃盐商大亨，创办天津久大精盐公司，生意兴隆，获利甚厚，王氏在从商之暇，间始购书，广收明版佳椠及宋元珍本，派专人去北京大收善本古帖，其后广收全国地方省志和各县县志。其时北京图书馆收藏志书三千余种，而王氏亦收藏达二千余种，为全国私人收藏志书之冠。1938年，王氏故世后，其家人将宋元刻本及善本和全国府县志陆续售给公家收藏。但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家人因急需钱，不得不又将剩下的明版千余种不管刊本先后和内容好坏，均以五角钱一本贱价售出。九峰旧庐所藏之书，皆系大部丛书及清代刻本，经史子集，种数甚多，亦售给杭州文汇堂书店，按斤论价。尤为可惜者，有光绪翻印《图书集成》全书一万本，系慈禧太后命上海同文书局用活字排印，只印一百部，颁赏有功之臣及驻华各国大使。后亦当废纸卖给杭州文汇堂书店，该店也当废纸卖掉用作包装烟丝之用，十分可惜。从王氏所收藏的书目来看，以宋、元刊本居多，大都是珍藏善本，收藏价值很高，且耗资巨大。遗憾的是王氏家人迫于生计，收藏难以为继，因此，损失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结果虽如此，然王氏毕竟为田家园留下了一段藏书文化的历史。
除却上述筑楼以藏之外，还有一类地下 “藏书”，挺有意思。这类“书”在地下埋藏了千百年而不朽，蕴含着一个个神奇而又神秘的故事。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了最为古老的竹简《老子》文本，这为解开有关《老子》的许多千古之谜提供了最原始的版本（春秋末年），其内容与形式均与今本《老子》有很大的区别。而2002年湘西里耶古城出土的2万枚秦简，以文字的形式将秦王朝的历史生动地“复活”了，考古界将其称为“这是一座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宝库”，其中有一片木简刻的是乘法口诀表，上书“四五二十、五五二十五”，令人惊叹！又如，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山西岐山的毛公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乃西周重器，其腹内铭文，堪称长篇巨制，共四百九十七字，铭文之多且美无逾此者，其内容叙述宣王以天下大纵不静，策命毛公厝参预执掌国政。此鼎铭文是西周历史最真实的记录。因此，这类“藏书”，具有文物和文献的双重价值，珍贵无价。试想，如果没有诸如此类的“藏书”，那么，华夏五千年历史文化将缺失许多证物依据，留下更多的空白、残缺和讹传。
藏书，就是收藏历史，收藏文化。无论何种材质和形态的书，无论是古代的、现代的，它对于传播文化，创造文明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功用和意义。因为它能启迪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心智，一代一代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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