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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义生：写生是山水画创作的根本

    【编者按】

    徐义生为陕西当代著名山水画家，青年时期师从长安画派开派人物石鲁与何海霞先生，之后就读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山水大家李可染。他以其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而博得陕西当代画界的好评，对于山水画写生传统的苦修式，坚守为其找到了独特的个人面貌。在本次专访中，艺术家就写生与创作的关系、三位老师对其的影响、回应画界评论以及艺术市场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回答。

徐义生

    1943年生，陕西省岐山县人。60年代师承石鲁、何海霞先生。35岁考取李可染先生的研究生。陕西师大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陕西师大艺术画研究所所长，艺术系副主任，艺术学院院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峨眉旧游》

《高华凝重》

《多见青山如笑魇》

    本报：您师从李可染先生，并以其诗书画印的全面修养博得陕西当代画界的好评，那对于艺术家写生与创作的关系，您如何看待呢？

　　徐义生：现在的写生已经不是搜集素材，体验生活那么简单的问题，我们面对自然景色画的是写生，同时也是创作。像李可染这一代人，他们在这方面基本上是做过尝试的，但是没有大幅度地对景色直接搞创作。李可染先生创作的《虎丘桥》算是一个范例，这幅画对于对象塑造的精炼程度很高，这样的作品是写生画也是创作画。从他整个作品的数量来看，这种写生即创作作品的数量很少。八五新潮的二十年后，我们这一代人的全国山水画坛基本不写生，但当年李可染老先生反复给我强调写生和创作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到自然中不只是单纯地搜集素材，而是深入观察体会，从生活体验的积淀方面，从审美眼光的提升方面，这些他都有所设想，尽管他没有系统的理论化。在写生即创作这个问题上，李可染先生开了一个头，延续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我对于写生问题的研究主要伴随我的工作实践，每年两季我要带学生去写生，面对在写生过程中到底是搜集素材还是在学术上做推进？这些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由于工作需要，个人主观条件的需要以及老一辈给我们做的铺垫，自然而然形成了对写生画的研究。

　　本报：八五新潮带来了艺术界的新气象，也让新鲜元素冲击了千年来的国画语言魅力和趣味，您如何看待这些元素带来的影响？在您眼中，什么样的画才是最美、最有价值的？

　　徐义生：上个世纪的八五新潮给艺术界带来了新气象，很多西方的东西被引进来，我们看了很多，也学了很多。吸收多元的因素无可厚非，但我们却在玩形式的过程中把真实生活丢了，把一千多年来优秀的国画语言方面的创造、语言程式的积淀丢了，没有国画语言精美程式带来的魅力和趣味，还有什么国画而言。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这种现象，艺术家在城市里面居住的时间多，对于写生也只是走马观花，回来之后只是把资料简单地翻一翻就开始关起门来“创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不从大自然中学习、体验，不真正从自然中学习这种创作也只能在原来的程式上打转转。画到一定程度灵感就会干涸。所以，一定要学会到自然中学习，写生不只是拍照片、而是要与自然对话。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今天还是很肤浅的。如何让认识不肤浅，前辈画家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我们要认真学习，再者就是从自然中学习，体验自然山川的风云气象的变换，不同物体随着岁月推移呈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情趣，它的阴晴、朝暮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从自然中研究学习的方面。只有你从前辈画家那里继承足够的经验，从自然中阅读到更多的有效信息，你才能创造。没有研究也就没有创造，就像没有剧本，你在舞台上能演什么？

　　从审美角度讲，我们提供给别人的是一种审美眼光。怎么画才能让人感觉自然就是那么美，让人看了很满足、很尽兴、看不够，甚至连回忆起来都很陶醉。你在画面中提供的可以欣赏的信息越多越有价值。同时，不要把艺术的审美价值扩大化，它只是给大家提供一种视觉依据，但是如果你提供的视觉依据很邋遢、很浅薄、不仅会破坏人家的高雅情绪，甚至对展览场所也是一种污染。人们在欣赏你的作品的时候是在进行一种审美活动，也是接受你通过作品传递信息的过程。你要把大自然的精神传递出来，要让人看了你的作品感觉比看了现实的自然风景得到的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走写实的道路，传达自然的生命张力和感染力。所以，要做到审美眼光的提升、生活积淀的提升、生命张力的提升。写生是必须要走的，这条路在这些方面可以给你提供大量的铺垫。

　　本报：您与国画大师石鲁、何海霞、李可染都学习过，他们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徐义生：他们对我的影响是综合性的。这么多年来在断断续续的共同生活中受到的影响很多。首先是他们热爱生活的精神。就像石鲁先生，在他被赶到当年美协伙房最困难的时候他都没忘记“美”。他把墙用石灰刷了刷，还用里面没有画的四条屏“装饰”房间，桌子上还放了一个瓷瓶，那时候花也不能插的，因为都是封资修的东西。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两个水仙养起来。他就是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生活的方寸之间都能想到美。这比我们更多数人在审美情怀方面显得更精致、更具体、更有高度。他们对生活不是马马虎虎的，尽管还在遭批斗，但无论怎样，在他生活的方寸之间对美还是有着美好的寄托。石鲁先生还曾画过这样一幅小画，画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地上放着一双皮鞋，那个人怒目而视，画上提款是“阶下之人不可等闲视之”。还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手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老太太，手里还提着一篮子鸡蛋，旁边坐着一个穿着绸缎衣服、肥头大耳的人。他就是这样揭示生活中他看不惯的一些现象。他很难理解为什么二十几岁小伙子就不能给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让个座，何况还提着那么一篮子鸡蛋，至于那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尽管这是他借以批判社会不良现象的作品，但是你看他画的老太太，画的那个肥头大耳的人的形象都很美。所以，他不光对正面的自然、花草，即使是人生中负面的东西的批判都那么美。这三位大师都很爱美，并且把这种美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我们这代人应该学习的，也是很少有人做到的。

　　本报：何海霞先生对您青绿山水的影响是什么？

　　徐义生：何海霞对我在青绿山水画的创作上也只是指出了路子。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中国传统绘画吸引，成年之后经常去故宫看古画。他收藏的青铜器、玉器等中国古代的东西以及西方油画的方方面面，在色彩上都给他很大的启发。当时我也意识到了这些因素在中国画色彩上的影响，但是没有何海霞先生研究的那么清楚，何海霞先生能具体指出这些因素与中国画色彩的关系。他给我指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在具体实践方面，我看过他后期很多大幅作品，如北京饭店的《长江万里图》等这些原作我都仔细看过。通过看他的作品，我要研究的是他是怎样做到的，他是如何实现的。他在审美标准上给我指引了一条很宽广的道路，然后我在这条道路上继续研究体会，具体操作。通过对他作品的多年研究，使我的画面中包含了他作品中的很多关于色彩的知识以及技法。可以说，没有何海霞的青绿基础，我画不了青绿绘画，我从十七八岁就开始接触青绿，但是也就是在最近几年才画出来，整整探索了三十多年。

　　关于青绿绘画关乎的是与水墨密切相关的另外一套学问，是水墨代替不了中国绘画的经典形式。对它的熟练运用需要对中国色彩做仔细研究，包括在古旧宣上把大青绿做到何种程度等问题，才能达到画面的悦目。需要大量技巧方面训练。包括色彩搭配、冷暖调子对比，远近推移的空间效果、光线的折射等等。

　　我发现自何海霞先生之后，还没有出现当代青绿大师，尽管也有画青绿山水的艺术家，但是与前辈差的太远，只是运用了青绿的形式，没有发挥青绿的精神本质，与生活的真实无关。

　　本报：如何回应对您作品“甜、俗”的评价？

　　徐义生：我觉得这个意见非常好，的确指出了我作品在这方面的不足。在这几年我也力图改进这些问题。像我也在学习崔振宽老师的作品。崔老师的作品让人看到那种厚重、苍莽的感觉，如果用京剧的角色来比喻的话，崔老师更像老生，而我则像小旦。

　　本报：您怎么看待艺术市场？

　　徐义生：有人收藏我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对我的认可，社会上更多人收藏我的作品，说明我被更多人认可，我会自信自己走的路子对了，市场是对我的激励。    本版供稿 胡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