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

长安画派的发展在于“探索，不断地探索”

——石鲁嫡孙石迦畅谈艺术创新与发展

【编者按】

    自1961年“西安美协国画习作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长安画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与京津、金陵、岭南等画派并行的重要画派，对推动国画现代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此地艺术家仍旧在长安画派的精神中开拓着长安当代艺术的发展。

     但是，历史上的长安画派真实情况如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伴随历史背景的变化画派内涵是否发生微妙变化？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开辟“忆长安画派系列访谈”专题，寻访长安画派的亲历者，从他们的角度揭示不为人知的历史真实。

【石迦简介】

    1972年生于西安，石鲁嫡孙，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陕西长安画派艺术院研究员。

石鲁  《转战陕北》  1959年  208cm x 208cm

石鲁  《逆流过龙门》 1960年  141cm x66cm

    本报：石先生是怎样一个人？

　　石迦：石先生本名冯亚恒，他的生活很简朴，喜欢养花，特别是兰花、月季之类的，家里面也种些菜。就像在他的画里面有《终南之兰》之类的题材。从性格上来说，他是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对真理始终具有坚定的信念。这从他的名字中也能看出来，他崇拜“石涛”和“鲁迅”，故改名石鲁，其实，正如其名，他一生中也在这两种身份（指艺术家与革命家）中游移，既想从事革命状态，又想成为一名艺术家，只是在不同时期角色会有所转换。

　　我们祖上来自江西景德镇。从身世上来说，石先生与石涛、八大山人这些明王室后裔有着相似的经历，都经历过从繁华走向简朴的过程。石先生从四川家里出来的时候也过着殷实的生活，当时冯家是仁寿县三大户之一，有藏书楼及土地几千亩。再者，与石先生相似，石涛也是一个创新型画家。《石涛画语录》对石先生影响很大，六十年代石先生写的《学画录》，一方面结合了他对艺术的感受，同时也借鉴了《石涛画语录》的思想。从当时的时代背景考虑，五四时代本来就是一个狂飙突进时代。在那个时代，反传统、反封建是社会的主流。在他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而每个人都不会超越历史，所以他能从一个传统的家庭去延安参加革命也是可以理解的。从性格上来说，石先生对很多新生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对自己向往的事情又有着执着的追求。比如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将艺术上升为宗教性的东西。而且从他的画面中你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具有热情的人。

　　本报：石先生对于传统绘画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

　　石迦：早年的家庭环境让石先生不乏传统的熏陶，而且早年在东方美专学习时期，石先生就系统接触过传统国画的学习。那时石鲁的老师是冯建吴，也是他的亲二哥。在冯建吴的带领下，石先生主要学习宋元绘画及清代石涛、八大山人。当时物质条件匮乏，他通过《南画大成》临摹学习，并在筹建西北美协团队后吸收了对于传统有很深造诣的何海霞等力量。此后，石先生对“传统”有了一种认知，就是指在陕西这片土地上所具有的更大的传统，即周秦汉唐这种大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指的是中国强盛时期的传统，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秦兵马俑、汉代霍去病雕塑、石刻、书法的汉碑、秦篆碑刻以及唐代的陶俑，实际上在这些文物遗存中保存的中国周秦汉唐的艺术趣味传统，对石先生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在他的绘画中体现得很明显，如强调体块关系，比如石先生画面中的“方笔”，一笔下去有凸凹之形，再有就是“色墨浑然”，“色墨浑然”这种方法来自海派吴昌硕。石先生六十年代大部分画作用的是这种办法，即吴昌硕大写意花鸟画法，用色破墨、墨破色的方法。过去的传统山水画利用皴、擦、点、染的方法制造一种程式画法，而石先生则用拖泥带水的方法画山水，这与他早年师承海派传承有关。用色、用胶、用墨，这里面牵涉到他对山水画技法的演进，与其他人是有区别的。从这方面来说，石鲁就区别于其他长安画派的人，不同与赵望云、何海霞，何老继承了张大千的衣钵。

　　本报：请您谈谈石先生在延安时期的情况？

　　石迦：延安时期，石先生在陕北公学（现在的延安大学）担任美术组组长，开始在西工团的时候做了一段时间的舞台美术，包括给曹禺《蜕变》做舞台背景。客串了一段时间演话剧，后来可能是因为他的四川口音，表演时受到非议，他就不去演话剧了，觉得还是画画好。对于延安时期石先生的写生作品，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大部分是一些劳动场面，如大部队运动及练兵，还有一些当时在延安特定历史时期的运动，如反映土改运动的《说理》、《打倒封建》，这些都是石先生当时考虑的内容。那时候，石先生在宣传队，他们把绘画当作宣传的武器。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他们会去克服困难把土做成颜料，把日本飞机扫射的子弹改造成钢笔。如果得到某些杂志的艺术作品照片，如罗丹作品的照片，他们会想办法把它放成原大，供大家临摹学习。延安时期，石先生的版画作品比较多，画的人物题材也比较多，更多的还有生活场景。目前我们还发现了石先生早期的油画作品《延安的七月》，作品高两米左右，现藏于国家博物馆。

　　本报：石先生是如何从画素描、油画、版画，这类西画题材转向传统国画？

　　石迦：1955年，石先生去印度参加文化博览会，担任中国馆的设计师。1956年和赵望云先生出访埃及进行艺术交流，当时埃及和印度都是英属殖民地，但是当他与当地的艺术家接触之后发现，当地艺术家相对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艺术。这样的经历让石先生对传统的认识有了改变，也有了“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的观念。从埃及回来之后，他就开始对传统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报：石先生晚年的艺术思想有哪些变化？

　　石迦：1979年初，时任中央美院国画系主任李琦先生邀请石先生去讲课，在给当时的女画家周思聪所在的那个班讲课时，周思聪问石先生了一个问题：“石先生，你觉得应该怎样学习传统？”。石先生就说：“真善美”。这是石先生对传统的认知。他同时还批判了美院关于中国画教学的体系，如画中国画是否一定要去画素描的问题。石先生当时就问“国画的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西画的基础是素描，国画的基础应该是书法”。关于中国画写生，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和蔡亮一起下乡画画（蔡亮当时号称“小列宾”），蔡亮画画的时候，让模特一坐几个小时。石先生就说：这样固然也能画的很好，但是这样的“写生”叫“写死”。他还举了个例子：古代有个搞雕塑的民间艺人，是个盲人，但他只要把你一摸，回去就能把你雕出来，这才叫写生。谈到观察生活的问题，他举了个例子：有一次照镜子剪胡须，剪着剪着就发现，镜子里反映的构图特别好，镜子里能看到一截树枝。他说“你看，怎样表现春天？树芽刚发出来，这不春天到了！”所以说，他给学生们讲的都是创作艺术、观察生活的方法。石先生绘画的立意，源自生活对他的触动。记得石鲁晚年在医院的时候，学生高民生问他“你觉得长安画派以后怎样发展？”他只回答了七个字：“探索，不断地探索”。

　　本报：如何理解石先生提出的：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石迦：当时石先生所说的“传统”不只是简单纯粹的笔墨传统，而是一个“大传统”，除“笔墨传统”之外，还包括“革命传统、生活传统”。有些生活是需要直面人生的，有些生活是需要体验和升华的。比如艺术家是否要画眼中看到的真实，自己没看到的是否也能画。石先生就举了个例子，蔡亮的代表作《延安火炬》的创作过程，是以1959年建国十周年为主题创作，表现了抗战胜利的内容，画面上展现的是延安群众在山上彻夜狂欢的场景。石先生说当时他与蔡亮商量如何创作的问题，当时蔡亮人在重庆不在延安，没有看到延安当时的庆祝场面，石先生当时就在火柴盒上给蔡亮画了这件作品的构图，并给蔡先生讲述了当时的气氛。无论是画现实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内容都需要提炼，石先生晚年在央美给周思聪他们上课的时候就讲到了如何学习传统的问题。石先生说，你要善于观察，画鸡就要养鸡，画竹就要自己真种竹子。当时五十年代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在央美办油画学习班的时候，曾到全国各地写生，当马克西莫夫到四川看到很多竹子的时候，突然感觉自己画不了了，因为竹子的固有色非常重，不好画。最后，马克西莫夫看到传统的《芥子园》画谱就深有感慨，感叹中国画真是高明，因为在这里，把竹子变成“介字形”，“个字形”，这样竹子就可以表现了。   （供稿 胡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