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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民行为与全人健康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积极效应

李梅香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前城市的最主要移民群体。由于基本脱离农村而又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他们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过渡性社会群体,其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利益和行为方式的冲突,对流入地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敲响了警钟。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社会治理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也成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然而,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融合本身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后果问题(周皓,2012)。是否能有效地实现城市化社会融合将直接影响着他们自身发展,同时他们的行为选择又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城市融合的界定与测量
    从概念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属于城市化社会融合范畴,因此,关于城市融合概念的测量都是源于社会融合概念。因研究视角、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当前实证研究中对于社会融合变量的测量呈现多样化,形成了互不相同的测量量表。但大多实证研究中将社会融合视为多维构念,关于维度的划分,本研究选取社会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三维度(何雪松、楼玮群和赵环,2009)的划分方法。然而,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网络分析越来越成为社会融合实证分析的有力工具,社会融合概念的测量越来越侧重于研究对象社会融合本身的行为和态度。
    按照社会关系的动态转型过程,农民工的整个城市融合环节又可以细化为三个程度性的阶段:一是融入阶段,它是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初级阶段,表现为农民工在意愿上向当地市民看齐、行为上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活动、希望融入当地社交圈子;二是接纳阶段,表现为当地市民对农民工的友好态度、愿意结交并邀请农民工参与当地社会活动;三是和洽阶段,表现为农民工与当地市民的和睦融洽,农民工完全实现了社会关系网络转型并完全认同当地社会。
    (二)全人健康
    从概念上看,全人健康包括身、心、灵的全面健康,而身体层面的健康主要是通过物理方法和加强锻炼来达到;情绪层面的健康一般通过缓解负面情绪、激发积极的情绪以及用适当的方法调节情绪而达到;思想观念层面的健康一般通过增加人际交往与互信、培养积极的人生态度以及理解生命的意义等方法而获得。因此,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心灵健康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来看,三者之间可能是正相关、负相关,或彼此没有关系,它们只是全人健康的不同组成部分,因此,全人健康概念在实证研究中属于合并型多维构念。鉴于此,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与全人健康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身体健康。
    假设2: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
    假设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心灵健康。
    (三)城市融合与城市公民行为的理论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以后,会积极参与这个城市的公共活动,享受着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并认为自己就是所在城市的一份子,这些都会激发他们的非正式合作行为。借助组织公民行为理论,本文将这种非正式合作行为称为城市公民行为,无需得到城市正式奖励体系的直接回报以及监督体系的直接监察,但却可以促进城市的有效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将促进他们的城市公民行为。
    关于实证研究中对城市公民行为的测量,本文认为借鉴管理学中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当数由Organ于1988年开创的五维度量表和由Williams和Anderson于1991年构建的二维度组织公民行为量表。
    二、实证检验
    (一)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浙江省的杭州、宁波、绍兴和嘉兴四个城市的工业区和外来人口聚居区,在下班时间随机抽取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当场问卷填答,要求被试对象必须是80后农民工。共计发放问卷1000份,剔除被调查者身份不符和填答不完整的问卷,有效问卷869份。
    (二)样本描述性统计
    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显示,(1)平均年龄为25.4岁,最小的为18岁,最大的为30岁。(2)平均在流入地城市工作生活的时间为3.7年,时间最长的高达12年,最短的为半年。(3)总样本中,男性占76.0%,未婚占41.4%,汉族占83.7%。(4)初中与高中或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占比较高,分别为59.1%和37.3%,远高于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检测报告中的比例,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平均文化程度较高。(5)从平均月收入的分布来看,平均收入为1000元及以下的占样本总数3.8%,月平均收入1000—2000元、2000—2500元、2500—3500元、以及3500元及以上的分别占样本总数的23.2%、28.1%、34.6%和10.4%,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检测报告数据相比,东部城市农民工收入相对较高。
    本文将城市融合变量的三个因子(社会认同SI、社会网络转型SN和社会参与SP)作为显示条目,与城市公民行为变量的观测项目、全人健康各维度的观测项目进行相关关系的描述性分析显示,除了心理健康变量中的项目,大部分项目之间在统计上显著相关,因此,可以建立结构模型以检验假设。
    (三)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
    首先,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城市融合平均水平较低,城市融合的三个测量维度的平均得分由低到高分别是社会关系网络转型(2.102)、社会认同(2.568)和社会参与(2.228),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最高分值为5)。但是,在城市融合及其后果的关系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社会后果。在城市融合与城市公民行为、身、心、灵健康的关系模型中,卡方与自由度的比值为χ2/df=4.58(小于5:1),RMSEA=0.096,位于0.08到0.10之间,拟合程度一般,NNFI的值为0.88,CFI的值为0.90,GFI的值为0.83,从以上拟合指标综合判断,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尚可接受。其中,在显著性水平为0.01下,城市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灵健康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52、0.60和0.59,因此,假设1、假设2和假设3得到支持与验证,综合来说,城市融合有助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全人健康水平。
    另外,城市融合对城市公民行为的影响路径系数为0.56,显著性概率值小于0.01,因此,城市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公民行为具有显著的解释能力,支持假设4。总的来讲,结构方程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在微观上有利于个体的健康发展,而在城市治理层面上将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结论
    本文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延伸,从两类受益主体的角度检验了城市融合所带来的积极后果。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城市融合非常有益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全人健康,该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前人研究结论,身份转变和认同、社会关系的重建和转型、以及社会活动的参与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健壮体魄,提高身体免疫力,而且,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生活压力,帮助其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其次,城市融合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激发他们的公民行为,有助于消除城市居民的歧视,给城市发展带来正能量。因此,从城市治理角度,该研究结论将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和纠正以往的城市管理机制。在以往的城市管理中,外来流动人口常常被视为城市的不稳定因素而受到政府监控,而本研究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更为有效和长治久安的城市治理途径,即从城市融合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来看,政府应以服务和帮扶为重,创造条件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促进城市和谐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李梅香,1981年生,湖北荆门人,经济管理学院讲师,中南财政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与公共事务管理。在《财政监督》、《社会保障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