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报》8月2日第6版对纪录片《我们在延安》刊发评论文章

——评大型人文纪录片《我们在延安》

《中国文化报》记者 秦 毅

革命圣地延安，少有国人会陌生。延安精神是什么?相信即便是“90后”也会在略作思考之后报出“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不怕困难、自力更生、实事求是、顽强拼搏”等关键词。对此，笔者无需赘述，只不过想加上“青春”一词，而这一词恰恰来自于最近热播的12集纪录片《我们在延安》所带来的感动。
　　人们常说，感动常在细微之间。对于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陕北13年光辉业绩、奠定新中国建立的丰功伟绩之类的重大政治题材，我们的感动常常与千千万万革命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的壮歌谱写革命基业的厚重紧密相连。这些足以让我们感动，但也难免让我们的感动趋于固化。在通往崇高化、神圣化的道路上，仰视疏远了真切，距离隔膜了鲜活，宏大驱逐了自己，从而造成感动的主体与客体渐行渐远，所感之事、之人、之物隐于历史的无限光辉之中，而在观者的心中不再青春。
　　而青春就在于它的现实性，在于它贯通岁月而落脚于观者身边的细微和深邃。《我们在延安》这部纪录片不同于以往同种题材的纪录片，它不以宏观、仰视的叙事角度力图在硝烟炮火之中渲染伟大，而是以人文、平视、微观的角度带着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揭示引发心灵触动的深邃。近百位亲历者及他们的子女，通过他们及其父辈青春的展示，一幕幕、一组组生活画卷中的干劲、冲劲、奋斗精神昂扬而可爱地跃于荧屏之上。
　　“我更奇怪，这里全是青年人，老年也好，中年也好，她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作为1936年第一个奔赴陕北的知识分子，丁玲用她的文字激发着全国各地的青年人对延安的憧憬和遐思。现年80多岁的黄准当年在“五一秧歌队”中用青春激扬唱响了《红色娘子军》；现年91岁的表演艺术家于蓝当年“烈火”般地演绎“江姐”；冼星海之女冼妮娜、任弼时之女任远芳、郑律成之女郑小提等在回忆中描绘着父辈的青春身影；而诗人郭小川之妻杜惠、马海德大夫的夫人周苏菲等为我们娓娓道来了当年发生在延河岸边的青春和爱情。
　　青春属于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否去过延安，是否经历过那段岁月，那种绚烂、那种激情、那种昂扬足以感染人心，从而去思考、去珍重甚至是追回属于自己的青春澎湃。恰恰是在这种由人及己的通感之中，诞生于延安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的延安精神，再度在我们的血脉中跳跃起来。正如该剧总制片人杨乐所说，通过讲故事，还原革命者身上的生活气息，传递那段岁月给我们的震撼。对于现在的“80后”、“90后”来说，不用讲大道理，这样的方式更容易接受，就是生动的延安精神的传承。
　　正是这种平易而细微的视角，让纪录片《我们在延安》从人文处落笔，在细微之间镌刻着感动。《黄河大合唱》被唱过多少遍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即便具体到个人来说，自己唱过的次数怕也难以核清。而片中所展示的第一次“黄河咆哮”时的情节是那么震撼人心。那是在乐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100多个吃饭用的勺子在容器里碰撞而发出的极具穿透力的激荡。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经说过：“生活赋予我们一种巨大的和无限高贵的礼品，这就是青春：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期待、志愿，充满着求知和斗争的志向，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的青春。”塞涅卡说：“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时期，而是心灵的一种状况。”而这正是《我们在延安》带给我们的关于青春的感动。“我们”不仅仅是当年生于斯长于斯的陕北老乡，满怀理想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长途跋涉探寻延安圣地的外国记者和医生，而且是与他们同样拥有且珍惜自己青春的你我他。触拨心弦的不仅是我们对激扬青春的感同身受，更是我们对永远青春的延安精神的无限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