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中国画改良”成为国画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符合时代风貌的“新国画”成为艺术家面临的重要难题。1961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为这一难题的开解带来了破冰之旅，同时也为其赢得“长安画派”的美名。赵振川是“长安画派”的后继者，也是“长安画派”的见证者和继承者。近日，本报专访了“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之子赵振川，倾听他的艺术感悟。

    赵振川：1944年生，陕西西安人，祖籍河北省束鹿县。“长安画派”创始人赵望云之子，师从石鲁。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汉江云水秀巴山》180×97cm

    本报：作为“长安画派”后继者，您的作品让人感受到“长安画派”一辈艺术家对新时代的大胆创新，同时又独显了自己的个性特色，是怎样的艺术经历塑造了您的作品风格？
　　赵振川：童年时期喜欢绘画是受到老父亲的影响。当时黄胄与方济众已是父亲的学生，他们住在我家，我和他们像亲兄弟一样。我是从1962年开始学习中国画的，当时陕西美协创研室学习班里的老师就是创立“长安画派”的那批老一辈艺术家。父亲请石鲁先生做我的老师，那时学习班采用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方式，上课没有系统的教学大纲，我们这些学生每天与老师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受益颇多。当时，石鲁先生手把手教我，他把着我的手告诉我如何运笔，我就是这样开始国画“入门”。
　　本报：石鲁先生是您的老师，但您的作品风格同他的却差异很大，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赵振川：石鲁先生的个性是非常鲜明的，尽管他的艺术创作个性鲜明，但他从不限制学生个性的发挥。所以，如果你不是石鲁那种人，根本画不出他那种画。他的个性比较张扬，作品呈现的是他爆发式的激情。而我的性格相对温和，所以我与石鲁先生学到的更多的是关于艺术共性、艺术规律方面的“大理”。
　　本报：当年“中国画创作组”可谓“众星云集”，您身在其中有哪些感悟和体会呢？
　　赵振川：1979年到1980年，我被借调到中国画创作组，当时我们在宾馆里画画，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画到晚上十一点，工作量相当大，有时一天能画十张，在创作组期间我画了七八十幅作品。那段时间我非常幸运，能够亲见关良、陆俨少、李可染、何海霞等前辈画画，受益颇多。我当时三十五岁，在那里的两年就是“高压”的环境，非常锤炼人的地方，也是画画人开阔眼界的地方。因为亲见前辈作画，对他们作画的方式、技法也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陆老（陆俨少）对笔墨的解析就很有意思，他用一种“长了短，短了长，大了小，小了大”的不断制造矛盾的辩证方法理解笔墨形式，所以说，要想学好画先学好辩证法，中国画就是线、点、面的结合，中国画讲笔墨的情趣、节奏的变化、笔墨运用的灵气。
　　本报：1978年进入陕西美协后，您经历了一段稳定的创作时期，参加了很多活动与展览，并获得众多奖项。在这段时间里，您的艺术创作是否有阶段性的发展？
　　赵振川：1978年之后到现在有三十几年的时间。从时间划分上可大致将这段艺术经历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到1985年，1985年到1994年，1994年到2004年，2004年至今。第一个分界主要指1985年左右的“八五新潮”运动。八五新潮时期艺术界的一些变化对我们中国画的创作是有一些刺激的，但是这种影响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认为“八五新潮”并不代表中国绘画的发展方向，我们坚信中国画具有强大生命力。1994年，我的个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成功举办，反响很好。我记得李树生先生看了我的展览后说，“坚持你的路，别和他们瞎跑”，他其实指的是八五新潮。他这句话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也坚定了我之后走“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长安画派之路的信心。现在看来，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从1994年到2004年，是我艺术创作笔墨积累的十年。
　　本报：身为“长安画派”的后续者，请您谈谈当代中国画的发展？
　　赵振川：当今时代是“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在接触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信息。一件作品如果信息量少会显得苍白，没有激情同样会苍白。这个时代的作品要带有这个时代多元化的特征，可这就造成了中国山水画发展上的问题——在继承传统古典文化上存在着青黄不接的情况。而80后、90后年轻艺术家对传统的了解很有局限，他们难以像我们当年生活在大师的圈子里那样感受艺术。当今时代变化太快了，我欣赏快节奏，欣赏年轻人的生活，但是我更喜欢慢节奏。生活是需要品味的，艺术需要性情，性情的取得与信息的取得不同。艺术不是信息，我把那种用各种“点子”制作的艺术叫做“信息汇聚”，这样的作品少了很多情趣，少了自己本性的表现，更缺少内涵。
（陕文投书画公司 胡晶/供稿）